贝尔纳和他的科学政治学
韩来平 邢润川
（1.河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16； 2.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 030006）
摘 要：贝尔纳是天才的科学家，物理、化学和生物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方面的先驱者。他在对英国科学传统进行总结继承和批判的同时，也对整个科学与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考察。为了重构科学与政治的和谐，达到科学为民谋利的目的，他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板，借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科学政治学研究，形成了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凸现了研究的基本纲领。但是，他的理论更多地表现在形式逻辑的论证上，未能对政治调控科学提出具体模型和方案。
关键词：贝尔纳 科学政治学
一、生平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德国纳粹开始对英国伦敦进行空袭。一天，在英国偏僻乡村的一个火车站走下两个人，他们来这里寻找一个废弃的掩体进行一项科学实验。目的是测试不同类型炸弹爆炸对生命及其他物体的影响，为防护体系的规划设计提供一手资料，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空袭对百姓的伤害（[1]，p.19）。他们其中一位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兼生物学家贝尔纳(J.D. Bernal)。
贝尔纳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他肤色苍白，衣着随意，头发浓密而蓬乱，一双淡褐色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常常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味道（[2]，p.11）。严格说来他并不算英俊，但他杰出的才智与激进的改革热情，对许多人来说却形成了难以抗拒的魅力。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在科学上对物理、化学和生物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是一个先驱者；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他探究了科学的功能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开拓者。他在政治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科学家和政治团体中他充当了一个领袖人物。他同时担任了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和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贝尔纳认为科学家的责任在于把握科学的社会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科学成为掌握在特权阶级手中的武器来剥削和压榨人民。贝尔纳一生致力于这样一个目标：让科学为民所用，造福于人类。
1、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科学偏好
1901年5月10日，贝尔纳出生于爱尔兰南部提派累立郡，扣提普瑞（Cotipperary），内纳格（Nenagh）的一个天主教牧场主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活泼、求实和永不满足的男子汉，儿童时期曾独自漂洋过海，在澳大利亚放过羊，后来又辗转回到内纳格，娶了一个移居国外，有文学造诣和颇有教养的美国姑娘。
年轻的贝尔纳是在科学和浪漫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热烈信念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儿童时期主要由其母亲负责管理，他那快乐的父亲主要负责农场的事务。他经常恳求母亲为他讲外面的世界，渐渐他头脑中就逐步建构起了外部世界的轮廓（关于上帝、人和动物等等）。受母亲的影响，他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物质世界的好奇。七岁那年，一钢针意外地刺伤了保姆斋吉（Gigi）的膝盖，并折断在皮肤里。保姆被送到医院，首先按照医嘱拍射了X光片以确定钢针在膝盖内的位置。虽然贝尔纳不知道X光是什么，但这却放飞了他的想象力，他意识到那定会是能揭示皮下结构的一种强光。于是他以石蜡作为光源，打开许多书使它们围灯而立，以便使这些书的白页聚集光线。然后，他把手放在书之间的小空隙处，试着看他手上的骨头。不幸的是他撞倒了一本书，整个观察过程随着书的“哗啦”声而终止，险些发生火灾([3]，pp.5-6)。他在9岁时就尝试着做好多事情，还包括写自传等等。
贝尔纳家族是作为印度西部的农场主和英国政客而获得成功的。贝尔纳家族的爱尔兰分支大约在19世纪形成，这时已开始向天主教转化。贝尔纳在1910年4月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圣餐，他妈妈在日记中写到：“上帝保佑这个过于兴奋、热烈，还很严肃的穷苦孩子。保佑他成为一个正直、真诚的人。”([3]，p.8)为了使他接受良好的天主教传统教育，贝尔纳10岁时被送到英国兰开夏（Lan Cashire）的皓德（Hodder）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耶稣教会学校斯托尼斯特（Stonyhurst）的预科班。第二年九月他转到斯托尼斯特学校，在那里，他曾建立了一个恒爱社，后来被教士察觉，被迫停止活动。他读过耶稣会守护神圣阿洛伊修斯·冈萨格（St Aloisius Gonzaga）的传记，曾效仿阿洛伊修斯·冈萨格，按一种独特的、始终一贯的逻辑相爱，永不中断；同时他又施展领导才能，说服同宿舍的同学，一个小时轮换一次地整夜祈祷。这似乎预示着，在他的一生中，他要去做比他所能负担的多得多的工作([2]，p.13)。到了斯托尼斯特，他发现这所学校真的像传闻中说的那样肃穆、庄严和冷酷。在这儿一段时间以后，除了感受到监禁般的生活外，什么自然科学知识也没有学到。所以1912年的圣诞节过后，贝尔纳暂时回到了原来的内纳格学校，而这里只有一些从法拉第（Faraday）演讲稿中抽取出的文本书籍，根本没有正规的科学教育。所以按照他母亲的意见，贝尔纳在1914年1月转到科学教育较强、坐落在英国中部的贝德福德（Bedford）公立学校。他很快适应了贝德福德学校的生活，并表现出科学上的天份，尤其在数学方面，但贝尔纳的定位却似乎是要求自己会用数学而不去研究数学。1915年初，他学习并研究了电和磁的力线、发现了电在有效范围内的磁力矩。在年终考试时他设计了一个测试一段金属导体的电阻实验，并获物理奖学金。1916年5月，贝尔纳在一个黑匣子里利用分光镜看到了钾、钠、钙、钡、硫的光谱线。([3]，pp.9-11)在他组装成分光镜的两天后，转手搞起了化学实验，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弄一些可塑的瓷土把铁矿砂混入其中，用一个很小的坩埚装瓷土，加热坩埚，再往里倒入硫磺，在这样制成的硫化物中再加入水就会有硫化氢产生并释放出来。我从铁矿石中得到了氧化铁。”([3]，p.13)此外，贝尔纳和他的朋友们还是积极的天文爱好者。
1917年圣诞节将至，贝尔纳和弟弟开文（Kevin）乘海上轮船回家。他们航行到金斯敦（Kingstown）的五天之后，英国的一个海上武装轮船（Stephen Furness）在爱尔兰海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100人无一生还。同一天，三个英国驱逐舰在北海误入德国的布雷区，250多名海员全部遇难。另一艘救援驱逐舰从一艘被击毁的运输船上救下幸存者返航途中，遭遇水雷的袭击而沉入大海。这真是一个让人恐惧的圣诞节。出于安全考虑，贝尔纳的父母没有让他返回贝德福德，而就近回到内纳格一个中学学习。但是，一天以后，那儿的中学教师就表示他们不能胜任对贝尔纳的教育。后来他又被送到柏林的芒特冈（Mountjoy）学校上学。不久那儿的校长也感觉到，自己的学校不能满足贝尔纳求知的需要。在校长的建议下他们从托尼提（Trinity）大学请了一位颇有名望的茂戎先生（Mr. Moore）做家教，教授贝尔纳数学和自然科学，以便为申请剑桥大学奖学金做准备。贝尔纳只能住在附近的旅店里每天下午被允许到茂戎先生的房间请教一个小时([3]，pp.14-15)。
五月底贝尔纳搭乘轮船返回贝德福德并准备争取剑桥大学奖学金的考试。为了进入剑桥大学，他与其他奖学金候选人相聚依曼纽尔（Emmanuel）学院参加考试。他们中间有一半是公立学校的学生，一部分来自不知名的普通中学或国外的学校。接下来第一天上午的考试，由于过分紧张，对他不难的试卷却仅做了十分之七。第二天的考试，代数、三角、偏微分等混杂在一起进行，他甚至忘记了如何区去求解有关连续函数的问题。然而令人惊喜的是，在接下来的那一天早上，贝尔纳正专注于撰写“论组建国际联盟”的惊人之作时，却传来了他竞争入选的消息([3]，p.19)。他从剑桥回到贝德福德找了个借口没有参加学校的期末考试，而是以极大的兴趣学习和研究结晶学，他被晶体形状的规则性、外部结构的对称性所深深地吸引，欣赏着各种晶体漂亮的颜色和各种形状。一周以后，贝尔纳收到已被剑桥依曼纽尔学院录取并授予60英镑奖学金的电报。他感慨万分，在新年前夜他写道：1918年是震动整个世界的一年，对他自己而言也是人生辉煌的一年，因为剑桥奖学金会使他的未来梦想插上翅膀([3]，p.20)。
在剑桥大学，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知识结构和扩充对自然世界的了解，贝尔纳试图通过学习剑桥大学提供的不同课程来开阔眼界。在那里，他先学习数学，然后学习化学、地质学、矿物学和物理学。他高兴地说：“在那里一切人类财富都展现在我的面前。在这思想的天地中，我无所偏爱，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使我如醉如痴。”([4]，p.57)他选取了晶体学方面的研究，并以“关于晶体对称的数学理论” 研究作为学位论文得以顺利毕业。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后来为他赢得了“圣人”的绰号。
2．职业生涯和社会活动
1922年，贝尔纳剑桥大学毕业后，应W.H.布拉格（Bragg William Henry，1862—1942）邀请来到英国皇家研究院位于阿尔比马尔（Albemarle）街的“戴维——法拉第研究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他依然选定了喜爱的结晶学作为研究领域，并在维廉——布拉格先生指导下，很快进入角色，用了不到5年时间就在枯燥单调的工作中结出硕果，1924完成第一篇“石墨的晶体结构”的研究论文。他的工作推动了石墨结构及其表面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他发挥出超人的想象力，纵横驰骋，很快把自己培养成为了一个具有一定专长的实验结晶学家。
1927年，他转而回到剑桥大学应聘结晶学讲师职位。当贝尔纳很腼腆地走进面试现场并进行了自我介绍时，丝毫未能打动面试委员会的委员们。而接下来，他才思敏捷，机智巧妙而富于雄辩的演说，让他最终赢得了这一职位。主持答辩的哈钦森教授高兴地说：“除了选他，看来再没有更合适的人了。”([2]，p.17)此后贝尔纳在剑桥大学任教整整10年。
1932年,贝尔纳已成为将X射线晶体学用于研究生物分子的先驱之一。1933年，贝尔纳首次获得单晶蛋白质的X射线照片，并最先研究出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1937年，36岁的贝尔纳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同年，被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授予物理学教授职位。1945年至1956年间，贝尔纳被任命为建筑工程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同时他还是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1963年任晶体学教授，并从此担任国际晶体协会主席至1966年。
从1938年到1968年退休，贝尔纳一直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工作。伯克贝克学院为他作为职业学者提供了条件和氛围，贝尔纳为伯克贝克学院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们（包括学生）眼里贝尔纳这位科学大师的到来奠定了学院的地位。([5]，p.238)伯克贝克学院继承了其民主、自由、注重实践的传统，这也构成了对贝尔纳的吸引力。贝尔纳虽然是一个公然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同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麻烦([5]，pp.236-240)。伯克贝克接受、钦佩和热爱贝尔纳；而对于贝尔纳来说，伯克贝克不只是他的家和学术基地，还是作为一个左翼人士和一个科学家生命的一部分。
贝尔纳以他丰富的知识和对科学的敏感赢得了学术权威的地位。他总能不断地开辟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兴趣可以由1939年在英国科学研究院所做“蛋白质的结构”的演讲所窥见。他的主要科学目标是把物理学和化学注入生物学。为此一直设想成立分子结构的研究机构。但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涉及跨学科的队伍建设，再加上战后物质和经济的极其困难，贝尔纳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贝尔纳恢复了一个废墟中的伯克贝克学院。起初在1945年的时候由于条件极差，他不得不借助英国科学研究院，在那儿召集组建了他的团队，成员有喀莱秀（C.H. Carlisle，后来贝尔纳的继任者，伯克贝克的结晶学教授）、海森·迈哥瓦（Helen Megaw）、布斯（A.D. Booth，成了计算机科学系的奠基人），同样重要的还有安踏·迈瑞尔（Antia Rimmel，贝尔纳非常器重的秘书和私人管理员），后来加入的有杰佛里（J. Jeffery，后来是伯克贝克的晶体学教授）。尽管伯克贝克学院面临着诸多困难，但贝尔纳所在的系是繁荣的，因为他有了一支教师和研究团队。从世界各地跑来的学生和研究者几乎毫无疑问地组成了学院的国际团队。巨大的凝聚力不断壮大着他的学术队伍，很快组成了病毒研究地有力团队，并奠定了学院在引人注目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前沿的重要地位（[5]，pp.241-247）。而此时贝尔纳却转而进行他以前颇感兴趣的液体结构问题研究。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贝尔纳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把物理学和化学带进生物学中去，他创建了X射线结晶学，并把它作为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他的研究工作几乎涉及晶体学的全部领域，他的贡献包括帮助早期晶体学家对发现的晶体结构进行图表描述。在生物有机物质方面，他研究了如氨基酸、维生素、荷尔蒙、蛋白质和病毒等，并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性荷尔蒙、蛋白质病毒和水的不同固相结构方面，贝尔纳进行了开拓性工作。他在近60岁时候完成了他自己认为一生中最漂亮的工作——液体结构的研究。他还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老师W.H.布拉格的事业，从有机结构研究扩展到生物大分子结构的研究，形成了分子生物学中著名的结构学派，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用X射线衍射法探测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探测出烟草花叶病病毒的尺度和形状，并证实了病毒有规律的内部结构。在生物大分子的合成中，贝尔纳于1951年提出：某些黏土片层间因含有大量的正、负电荷，可以吸附带电分子并能成为原始催化中心的理论。这一理论为原始海洋的氨基酸是在某些特殊的黏土上缩合成多肽的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实际上为生命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1959年，被授予柯劳修斯奖章（Grotius Medal）。
贝尔纳特别强调学术交流、科学教育和普及的重要性，为此他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进行实践。仅在1961-1962年间，他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和圣地亚哥大学、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柏林的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耶鲁大学做了一系列关于“分子结构、生物化学功能和演变”的演讲，另外还访问了法国物理学会，英国协会，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曼彻斯特的研究机构及协会，他还为不同的学术和学生团体（包括伯克贝克的科学史协会）做了关于“陨星主题、生命起源、科学文件、科学与工业的联系”的演讲，以及皇家学院的贝克演讲（[5]，pp.238-239）。贝尔纳在科学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还在于他通过交流指导，为许许多多年轻教师和他人确定专业研究方向，帮助他们确定成长道路上的成功。经过他指导的学生或同事，许多在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尽管贝尔纳政治激进，但许多人自愿地接受他的领导，学院里有很多成员钦佩他，为有这样一位著名科学家而引以为自豪。
在从事科学职业的过程中，他对英国的科学传统进行了认真的审视、总结，并给予批判和继承。他认为英国科学的成功在于它特别讲求实用和着重类比以及健全的常识，但缺点是缺乏系统思维。这就使英国科学存在着这样一个危机：“除非采取措施在适应现代条件的充分规模上加以发展，否则它就会比别国或新兴国家的科学大大落后。”([6]，p.282)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组织规划与管理以及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为此他曾给二百多个国家的主要科学家、政客以及大学管理人员发函对科学技术的组织规划与管理进行调查研究。([3]，p.435)他认为科学缺乏合理的组织与管理不仅使科学效率低下，而且还容易导致对科学的误用和滥用。他对科学在资本主义世界所遭受的境遇十分痛心。为了保卫和挽救科学的命运，他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致力于科学为民所用的和平事业。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工作。1929年他出版了《世界、肉体和魔鬼》，1939年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1952年发表了《马克思和科学》、1953年发表《十九世纪的科学和工业》，1954年出版《历史上的科学》，1958年发表《没有战争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尔纳曾为英国国内安全部研究过轰炸的破坏问题。为了取得一手可靠的实验资料，他利用废弃掩体亲自进行实验，甚至把自己当作实验材料和对象。所得实验数据为空袭防御体系的规划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他随后向英国内政部提出了空袭预备警报的问题，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空袭对百姓的伤害。1942年至1945年间，他取得了联合作战部的任职，在那里担任了蒙巴顿勋爵的科学顾问，成为在战争中运用运筹学方法的先驱者之一。他直接参与了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计划，在此计划中，他的特别贡献是利用气球设计了空中摄影的方法，取得诺曼底海滩的信息资料，最后根据海滩波涛的形状，确定海滩的坡度和承载能力，对坦克和装甲车的登陆进行可行性分析，为盟军成功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提供了保障([1]，pp.19-20)。他为保护人民，反对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力量，1945年，贝尔纳荣获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勋章，表彰他在揭露战争方面做出的科学贡献。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战争磨难的贝尔纳有了更加强烈的责任感，那就是如何确保科学研究的成果不被用做破坏目的。因此，他频繁地在世界各地进行战争与和平的演讲，并投身到组织一些论坛中去，包括关于冷战所带来的危害的讨论等，像科学工作者协会、波格瓦什会议、世界和平委员会等等。他为世界和平运动所做的努力，简直超出他一个人能能付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他的许多经历几乎都是在公共活动中度过的。1947年至1949年，他担任了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主席。1959年至1965年，他曾担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3年他荣获斯大林和平奖。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和反帝国主义的知识分子紧密联系。贝尔纳去世于1971年9月15日，用其一生，尽其所能履行着他这样的诺言：让科学为民造福。
二、研究的历史转向与社会语境
贝尔纳作为著名自然科学家，有许许多多科学上的原始思想应归功于贝尔纳，但却都在别人的名下出版问世了。他所指导的学生，屡屡荣获诺贝尔奖，而他却从来没有获得。有人说他缺乏“面壁十年”的恒心而蒙受了损失，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简单。还是让我们把镜头推向贝尔纳所处的时代，经过历史考察，就会豁然开朗。
1、转向的历史与社会语境
贝尔纳出生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他一生目睹了世界大战的毁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惨状，而这一切都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科学和技术的进展在十八世纪后期就联系着正在兴起的工业、政治改革和开明的神学，工业革命就此悄然兴起。工业革命最初是以机器代替人力开始的，正是在蒸汽机出现后，纺织业、冶金业、采矿业和机械制造业才很快繁荣起来，使工业革命走上了快车道。工业革命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对封建经济的彻底胜利，树立了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义。
第一次工业革命加快了现代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从而为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展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后工业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经济发展变得异常迅猛。到19世纪末，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经济已真正成为全球范围的活动，新市场、新技术以及海外贸易和投资都在朝着世界性的市场经济发展。然而与此对照的则是在工业地区的压抑和罪恶中显示出来的科学技术应用的显著后果。工人用自己的血汗增加了资本的利润，换来的却是贫富的严重分化，社会的强烈不平等。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对工人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榨。缺乏照顾的儿童和失业工人流浪在街头，成为工业化中兴起的现代城市一景。同时，霸权式的掠夺和统治开始触及全球，世界范围内的争夺预示着即将到来的20世纪将是一个不平静的世纪。正是在这十九、二十世纪，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令人深深遗憾和恐惧的是，科学亦成为改进战争技术和相互残杀的工具。“科学和科学家，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地并公然地牵涉到这时期的经济、工业和军事上的主要发展”（[7]，p.397）。这一切使人们对科学的估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连科学家自己的思想也陷于巨大的混乱。贝尔纳曾感慨到：无怪乎科学家们也越来越不相信科学发展本身会自然而然地使世界变得好一点了（[6]，p.42）。
1931年前后，世界变得更加混乱。英国工党政府倒台，清教新政组成。意大利墨索里尼已经掌权，德国希特勒上台，法西斯抬头。一时间，似乎只有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何去何从令人彷徨。实际上，在欧洲19世纪9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内部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进化论的基本看法。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支持和强化了这种理论，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看法详细地说明了从过去的人类文明到具有明显优越性的更高社会经济存在的王国——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这种历史的线性动态发展不可避免地随着社会经济组织的过渡而向前发展。以此看法为主导意识的科学性倾向，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阐释加上一个明显的印象：“科学性的思想使我们得知演进的下个阶段将从竞争转向合作。并且在那儿对于人而言，演化不再是盲目的。”([8]，p.27)它从理论上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经济进化当中的一个暂时的形态。那么这下一个阶段无疑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恰逢此时，1931年7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在英国伦敦南肯新顿科学博物馆演讲大厅进行了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最特别的一场会议，苏联代表在那里作了一个特别报告。他们的观点使出席会议的大多数科学家感到稀奇和震动，也在贝尔纳等一些科学家的内心中产生一种激荡，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促使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不再是遍及全球的制度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基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了。这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地努力设计自己的社会活动的框架，其基本原则就是利用科学和技术直接为人类造福。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不久，1920年列宁就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宏伟蓝图，同年，列宁亲自领导2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具体的全俄电气化规划。到1931年4月举行苏联第一次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大致勾画出了苏联科学家活动的舞台和前进的方向。表明了苏维埃政权要发展科学，规划科学，使科学为社会建设实际需要服务的态度和决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仅使全面规划和管理科学变得十分必要，而且成为可能([9]，p.135)。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表现出苏联科学成长的黄金时代。而由于这一影响，英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把技术革命当成历史进步的主要手段。随着这种理性的科学态度在英国的出现，作为历史进步活力的技术创新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使“科学的社会关系”这一观念进一步复杂化([8]，p.29)。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就像在黑暗中的一颗闪亮的星，引导着贝尔纳的研究转向并成为他转向后的研究模板。他的代表性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恰逢此时应运而生。
2、研究的历史转向
尽管贝尔纳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他并没有超出本来可以达到的最高记录。他常常以杰出科学家所具有的超人敏感去开辟一个方向，而后交给他人去淘金，名利地位全然不顾。似乎是一直苦于自己面前总有更为重要的工作吸引他放下手头的自然科学研究任务，而把许多精力投到自然科学以外的事情上。实际上，他的研究工作已经悄悄地发生了转向。
贝尔纳的研究转向首先从思想转变开始。这种思想转变始于他的大学时代，而他的科学政治学研究转向则始于1929年，标志性的代表成果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上的科学》两部巨著，转折点是1931年第二次国际科技史大会。
在剑桥的大学时代，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学术气氛，精神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在这里他能够参加许多会议，接触各方面人士，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士兵和产业工人。在1919年11月7日的一个会议上，贝尔纳从他的朋友那儿了解到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有关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情况，这些信息为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恰逢此时，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H.D.迪金森（H.D. Dickinson）走进了他的思想生活，他以俄国伟大的革命实践为例，极具感染力地向贝尔纳讲解了马克斯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贝尔纳，他如饥似渴地饱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等，思想得到了升华。他认识到“我那爱尔兰爱国主义显得多么狭隘呀……人民，只有人民才能荡涤一切我们痛恨的污泥浊水……而这一切将会带来一个科学世界的新天地。” （[4]，p.57）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繁荣与和平。从此，贝尔纳便放弃了天主教信仰，转而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这种转变没有任何胁迫，是那样的自然，“好像这就是他智力活动兴奋点转移的过程，其中丝毫没有胁迫或假装正经的意思。”([2]，p.14)随后贝尔纳投身到政治运动当中，1923年贝尔纳加入英国共产党，1926年动员支持了工人大罢工，1929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份书稿《自然、肉体和魔鬼》，讨论了人类的进步是如何有违于人类理性的三大敌人，即自然（自然力）、肉体（人类自己的躯体及其局限性）以及魔鬼（人类的感情、愚昧和无知）的问题。他开始公开地对科学和社会进行责问，这也意味着他研究转向的开始。
1931年，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苏联代表团的黑森（Hessen）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牛顿力学的发生与发展，做了题为“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报告。苏联代表团的论文结集出版，取名为《走到十字路口的科学》，贝尔纳为此书专门写了书评，发表在右翼的《旁观者》杂志上。他思想所受到的影响昭然若揭。他公然质问：是智力上自由而社会无能更好呢，还是让科学研究活动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目标指导下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好呢？几个星期后，也就是1931年7月底，他首次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这期间，贝尔纳正在剑桥大学工作。在剑桥，他与其他科学家组成了科学家反战小组，经常讨论30年代的经济萧条、希特勒德国的纳粹恐怖、西班牙的国内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和英国殖民地的自由运动等问题。正如贝尔纳所坦言的，“我可以说，对我自己工作的激励，以及对我科学同行中其他几位，特别突出地对霍尔丹和霍格本的激励，肯定可以追溯到1931年一群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访问科学史大会。”([10]，p.12)这成为贝尔纳研究转向的一个转折点。的确，1931年是对英国部分科学家影响颇深的一年。一种新的哲学开始影响部分科学家，特别是贝尔纳。使他把目光投到科学之外，开始了他的科学政治学研究。
此后在1932年、1934年冬，贝尔纳又接连访问了苏联。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他更加确信，辩证唯物主义是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和行动中的最有力因素。1935年，他在所撰写的《科学与工业》一文中更强烈地表达出政治倾向。他表明自己的观点：如果说科学是帮助人类的，那么它必须要找到新的主人。在这期间的1934年，贝尔纳退出英国共产党，但一直和左翼的进步力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我认为，他脱离英国共产党，部分原因是他对英国共产党内新生力量不同于党内传统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的不满和鄙视，部分原因是为了在国际间进行和平反战，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提供便利。他认为“由于自然科学影响生产方式而引起的那些社会变化，既未经计划，又未经了解，实际仍在发生一些灾难性的结果。只有把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熔接在一起，才能获得对于社会活动满意而进步的社会控制。”([7]，p.26)他呼吁人们研究科学的学问，研究科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以便把握科学，使之为民所用。他指出：“对于科学和经济活动，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行动的后果就可以声称对行动免除责任的话，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不得不去做的是把它们的功能找出来。”([11]，p.12)1939年1月具有代表性的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面世。这部巨著的意义很快被全世界所公认，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形成广泛的影响。其后又一部巨著《历史上的科学》诞生，《The Freedom of Necessity》等其他论著也陆续出版，从而形成了其鲜明的科学政治学思想。贝尔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科学的挫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科学只有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其全部潜力。他提出了，通过建立先进合理的政治制度，通过公众参与，发挥民主对科学的调控作用，实现政治与科学的良性互动，重构科学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的思想。他倡导把科学当做一门科学（科学学）来看待就是要为政治调控科学服务的。与此同时，贝尔纳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用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唤醒人们，推动着社会进步。
三、贝尔纳科学政治学基本思想
贝尔纳为了“挽救”科学，他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板，开展了科研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学政治学研究。他借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承认科学技术对政治的推动作用，从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入手，阐释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显然他的科学政治学是建立在传统科学观基础上的，完全不同于科学社会建构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马凯给科学政治学这样定义，“科学政治学是一门科学与科学家作为权力为善与恶而斗争的学问。”([10]，p.328)
贝尔纳采用历史学和社会学并行的方法来对科学进行考察，通过科学领域生产关系的研究，找出科学总体发展规律，最终试图通过政治调控，挽救科学所面临的危机，实现科学生产的高效率，使科学走上为民谋福，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同时特别强调合理的政治权力建设，以实现对科学的良好调控。通过贝尔纳思想考察，我认为他的科学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纲领已经形成，即科学的社会历史性、科学的宏观可调控性、科学的民主控制。
1、科学的社会历史性
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基础，在于他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及方法对科学史所作的全方位考察。通过考察，给出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科学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揭示出科学作为社会要素之一，与社会其它要素同形同构，并得出科学与社会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必然结论。这就为政治调控科学，重建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与科学史有着天然的联系。贝尔纳时代，社会中的种种苦难，乃至这些苦难和科学进展间的不可避免的关联，都使人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于科学的历史方面。贝尔纳认为“要找办法克服那些面对着我们的困难并解放科学上的新力量使之为人类谋福利而非毁灭人类，那就必须重新考察目前的局势是怎样到来的。”([7]，p. V)同时他强调“此举牵连到平行地研究所有社会史和经济史对科学史的关系。”([7]，p. VI)他通过考察得出结论：科学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经历了相当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都和其它社会活动相连结([7]，p.5)。也就是说科学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性实践活动，并与其他种种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着。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时期都相当于一次社会和经济变化。
他的科学社会历史观，道出了科学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不可逆性，更倾向于把当代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建制，把科学看成是社会中的一个要素亦或是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从科学的外部形态看，相应于整个社会，科学也是改变社会、同时又为社会所制约的社会巨系统中的一环。科学建制的内部和建制本身的结构在外部条件的变化下，是可以改变的，可以使它朝向一定的目的发展。他认为，在现时代，科学已经发展到可以对自身进行认识的程度。它必然可以清理出隐藏在自身当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因素，因而它也必然可以认识到何种因素在其自身的进展中起到了何种作用，进而适时进行调整，以使自身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科学的社会历史性成为科学宏观可调控性的前提。
2、科学的宏观可调控性
贝尔纳从科学的历史入手，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科研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等进行了全方位考察。他认为，现代科学已经成为一个依存于社会制度的机构，它具有了自己的组织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科学系统与社会大系统具有相似结构，具有能量信息的交流。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社会干预而引起科学整个系统地变化，达到对科学的调控目的。贝尔纳认为，要实施调控就要对科学系统进行结构分析。在分析复杂的科学社会结构系统时，贝尔纳设想利用专门的信号，在选定的点上导入干扰，进而“在一定部位上表示完全的位移的噪音中探测出这种波来，从而完成测量工作。”([6]，p.21)这种结构分析可以研究带有完全不同的结构成分的同形结构，从而实施一定意义上的整体化社会工程，实现政治对科学的宏观调控。贝尔纳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将科学家视为“劳动者”。他极为重视科学家作为劳动者的特性在科研工作中的体现，致力于研究“恩主”（占有科学生产资料的权力拥有者）的决策如何影响科学家和特定科研项目的过程和结果。他认为，在资金、设备、组织、人员、教育、和管理上的合理决策，对科学的有效发展至关重要。贝尔纳的科学可调控性已经被战时成功的科学研究活动所证实。
科学的宏观可调控性也在于它的可预测性。贝尔纳认为，在社会的历史领域，对科学的发展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一方面，从科学和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规律来预测，另一方面，可以从人类实际经济生活需要出发来预测。首先，从科学内部来看，他认为，科学进步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般线索。我们在考察科学研究发展前途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发展的总方向，并且可以从中得出相当可靠的结论：除了在其内在需要的推动下向前发展之外，科学还有着外在的实际应用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又会为开展这门科学的研究提供实际理由([6]，pp.460-461)。他强调，一种合理组织起来的、有效的政治、经济力量可以使科学朝向满足人类需要，最符合人类利益的方向发展。
为了科学的预测，贝尔纳强调将科学情报定量化，从而使之适合模型分析和精确化的要求，并强调指出：对科学的发展做出预测，能够使我们在未来科学进展以及应用更加合理。科学的可预测为科学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指导。
3、科学的民主调控
贝尔纳认为，实现政治对科学的调控，目的是使科学为民所用。政治主体作为人民利益的代理者，在科技活动过程中代表公众确认科学活动的价值，调节利益分配，规范科技活动。他特别强调，“利用科学改善人生这项工作也是根本属于政治的；就是说，这种工作，走到最后一步，必须由全体人民来决定。”([7]，p.720)
贝尔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才能做到科学技术进步等于社会进步，才能使科技价值、政治价值和公众价值取向相互一致。他深刻地指出：“我们研究科学在我们社会里的地位和生长情况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科学已成为十分重要，不当听任科学家们和政客们来处理，而要科学造福而不作孽，就必须由全民参加。”([7]，p.718)正如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就这一问题所阐述的：科学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情，不能唯一地交由科学家来处理。科学已变得极其危险，不能全凭政治家来处理。换句话说，科学已变成了一个国民的问题，一个公民的问题。我们应诉诸公民们。([12]，p.126)科学的进步，甚至它的继续存在都主要有赖于这一群众基础。这就是说，科技与政治价值结合的正当性必须以民众价值取向为基准。
科学的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首先表现在，社会公众要求政治力量对科技带来的福利进行有效地调节分配。贝尔纳曾呼吁：“科学也许部分地曾经是苟且得来的合用不公正的方式积攒起来的财富，但科学毕竟是一宗财富。到现在，这桩财富必须让大家来花费和添加！”([7]，p.694)。这与美国社会学家戴维·狄克逊（David Dickson）的看法不谋而合，他认为政治的作用就是，重新整合被当前趋势所排斥的种种需要和愿望，把科学研究的目标从破坏性方面（如国防）调整转移到建设性方面（如健康和营养）。我们要改变对科学研究成果的获取条件，以便让目前条件下不能受益的群体能够从中受益([13]，p.326)。只要科学与社会民主紧密结合在一起，就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科学的滥用，实现对科技利益的合理分配。
在主张合理分配科技利益的基础上，社会公众也要求科技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义责任。贝尔纳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他倡议由科学家和民众来对科学进行审查，保证科学的健康发展。“维持和发展科学的主要责任必须要归于科学家自身，因为唯独他们懂得这工作的性质和需要进展的方向。运用科学的责任却必须是科学工作者和一般人民共同负担。”([7]，p.717)他号召：“新的负有责任的居民要指导他在世界上的位置，并且和他人联合一起依照他们对科学功能的理解行动起来”([11]，p.12)，参与科学的实际应用。
贝尔纳反对唯理性在政治中的运用。他在建议成立对科学进行规划的研究机构时，也特别强调民众参与的重要性。他指出，帮助征服规划的研究所，并不是取代群众在科学上的取舍权（[6]，p.393），正如郭贵春先生所指出，在社会整体结构的系统目标基础上，对科学功能进行多层面的、开放的评判和社会化选择，是科学理性和民主统一发展的要求。因为只有在这样开放性中，科学功能才能得以存在和实现，而在封闭性中只会走向窒息和衰亡([14]，p.5)。归根到底，科学的意义和价值的最后评定是出于人民。
合理分配科技利益、规范科技主体的行为是贝尔纳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的主要目的。他科学的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更多地表现在一个形式的逻辑上，而未能提出具体保障方案。这也正是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给后人留下的一点遗憾。这一遗憾导致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的实践疑难，主要表现在历史上的一些科学政治灾难。这一缺陷急需后人来研究弥补。如果能获得对科学技术的民主掌控，它必须建立在一个更加充实的策略上，而不仅是建立在公众参与决策的逻辑上。它应包括一个科技控制的政治尺度，涉及一个科学决策的控制模式，以确保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对科技的控制中来。实现贝尔纳构建科学与政治的和谐、科学为民造福的夙愿。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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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