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科研机构体制及其特征
张 剑
[摘 要] 自洋务运动西方近代科学开始规模引进以来，经过艰苦的努力，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科研机构体制基本形成。从创办主体看，既有政府机构，也有大学研究所、民间机构和工业企业机构，还有西人创办的机构和日本帝国主义成立的殖民机构；从类型看，既有事关全局的综合性机构，也有事关某个学科的专门性机构；从学科看，既有纯粹的理论科学，也有与应用密切相关的技术学科。可谓门类齐全，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基本本土化，为未来中国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地域、学科和创办主体上分布上极端不平衡，也存在叠床架屋、门户之争等问题，总体科研实力还比较薄弱，这些都在在反映了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科学技术作为强国强种的工具，在纯学术发展与工具应用、国家目标与学术发展、政府强力与民间欲求等多种关系中，及其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里求生存求发展所面临的窘境。
[关键词] 科研机构体制；齐全；不平衡；门户之争；科学救国
[中国图书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 张剑，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科研机构的体制化是科学体制化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与内容，是科学发展的基础与标志。对于通过引进西方科学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科学来说，科研机构体制化更是科学本土化的根本保证。洋务运动虽以引进西方科学为名，但并没有成立科研机构，有的仅仅是一些从属于军工企业的科技人员。与国人不能认清科研机构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不同，外国人知晓要在中国取得第一手资料，必须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1872年，法国人在上海徐家汇正式建立天文台。1898年，德国人在青岛设立观象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后，广泛设立科研机构；占据东北后，也大量设立相关机构从事资源调查与掠夺。中国自行创办最早的研究机构是晚清新政时期一些以“试验场”为名的各种农事改良机关，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大多也没有什么科研成果。1913年，地质调查所创建，是国人创办近代科研机构的标志。其后，狼烟四起的中华大地，资源争斗远远超过学术诉求，科研机构的创建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科研机构的创建迎来了高潮，到1930年代，中国科研机构体制基本形成。本文欲对这一科研机构体制特征进行总结分析，并对其原因予以探讨。
一 科研机构体制
中国近代科研机构，从创办主体看，有中央政府主办综合性的国立科研机构和中央各部门主办的专门科研机构，也有地方政府设立的地方科研机构；有大学设立的以培养研究生为目标同时师生共同从事科研的研究所，也有民间社团或社会有力人士捐助成立的私立科研机构；还有企业附设的科研组织，更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创建的专门科研机构。 1
（一）政府科研机构
民国政府科研机构既有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也有隶属中央各部门的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等，更有地方政府创立的大量研究机关。中央政府设立的各类科研机构大体情况如表一。
表一 国立和中央各部门设立的主要科研机构一览表
类别
名称
成立时间
隶属机构
简介
国立中央研究院
1928年
国民政府
筹设时仅有地质、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和观象台4个研究单位，到1949年共有数学、地质、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心理、工学、社会、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等13个单位
综合
国立北平研究院
1929年
教育部
初设有物理、镭学、化学、药物、植物、动物、地质研究所等，到1949年有物理学、原子学、化学、药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史学8个研究所
地质
中央地质调查所
1913年
经济部
1913年成立于北京，1935年迁南京后，部分留平人员成立北平分所。抗战内迁重庆北碚，战后复员南京。曾在桂林、昆明、兰州、长春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中央工业试验所
1930年
实业部
初以研究工业原料、改良制造技术、鉴定工业品为职责，后范围不断扩大，增设电气、酿造、窑业、造纸等实验室和机械制造、电工仪表等实验工厂
经济部矿冶研究所
1938年
经济部
负责有关采矿、选矿、冶金、化验等研究事宜
工业
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
1937年
资源委员会
原为矿产测勘室， 1940年扩展为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1942年改组为矿产测勘处
中央农业实验所
1933年
实业部
1938年将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等归并，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试验所、中央水产试验所等机构成立后，相关事业划出
中央棉产改进所
1934年
全国经济委员会
与陕西、河南等省合作办理省棉产改进所，1938年并入中央农业实验所为棉作系
全国稻麦改进所
1935年
全国经济委员会
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沈宗瀚、赵连芳等主持，1938年并入中央农业实验所
中国畜牧试验所
1940年
农林部
初设畜牧、兽医两组，1944年改组为10个系
西北羊毛改进处
1940年
农林部
初设甘肃岷县，1943年移设兰州
中央林业实验所
1941年
农林部
设造林研究、森林保护、木材工艺等10个系
农业
中央水产试验所
1947年
农林部
设深海渔业、近海渔业、水产制造等10个系
第一水工试验所
1933年
原名天津第一水工试验所，1935年改组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1937年毁于日军战火
水利
中央水工试验所
1935年
全国经济委员会
1942年改为中央水利实验处，执掌水工土工实验、水文测验及其有关水利之一切基本设施，直隶水利部
中央防疫处
1918年
卫生署
初设北京， 1935年迁南京，抗战期间内迁昆明，战后迁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实验处。
卫生
中央卫生实验所
1932年
全国经济委员会
翌年改称卫生实验处，内设防疫检查、寄生虫学等9个系，抗战期间改组为中央卫生实验院
资料来源：《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民国十八年九月至三十七年八月；程裕淇、陈梦熊主编：《前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地质出版社1996年版；张柏春：《中央工业试验所的机械工程试验、设计与制造》，《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2期；王俊明：《民国时期的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622页；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教育年鉴》（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六年）第6编“学术文化”，第19－23页；王聿均：《抗战时期中农所之发展和贡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程鹏举、周魁一：《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十分重视科研机构的设立，除综合性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外，还分别设立了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棉产改进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水工试验所和中央卫生实验所这样的专门性科研机构。第二，农林机构比工业机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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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抗战期间农林部成立后，又分别设立了中央畜牧试验所、林业试验所、水产试验所等，这一方面说明了抗战期间对农产品的需求与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民国工矿业生产与工业水平的低下。其实，抗战前，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力度就远远大于工业科研，如1934年的调查表明，中央农业实验所每年经费60万元，而工业试验所仅9万余元。①另外，为了抗战所需，还成立了一批以国防军事工业为目标的研究机构。1932年5月，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成立，研制军用通讯设备、感光器与无线电遥控器等。1933年，俞大维就任兵工署署长，他非常重视研究，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即成立有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及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处等②。航空委员会除资助清华大学设立航空研究所外，1939年7月在成都设立航空研究所，1941年8月扩展为航空研究院，设器材和理工系，从事飞机结构、动力、飞行理论、设计制造等研究。③
地方政府设立的科研机构，除福建省研究院属于综合性科研机构外，其他皆为专科性机关。1939年春，福建省研究所成立，翌年11月改称研究院，有社会科学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农林研究所、工业研究所和土壤保肥试验区等机构。④地质矿产资源关涉地方经济，也是地方政府十分关心的事业。表二为地方政府设立地质类科研机构一览表。工业机构方面，目前所能寻找到名称的仅有直隶工业试验所（1911）、山西工业试验所（1917）、山东工业试验所、广东工业试验所、河北工业试验所、上海工业试验所（1929）、湖南工业试验所（1933年）、陕西工业试验所（1935年）、广西工业试验所（1941）等。这些机构的具体情况，因资料等原因多不能尽悉，如上海市工业试验所1929年6月成立，从事煤的分析，1934年所长沈熊庆，有职员8人，岁入8800元。
表二 地方政府设立的地质矿产类科研机构一览表
名称
成立时间
简介
河南省地质调查所
1923年
1927年冬停顿，1931年夏恢复
两广地质调查所
1927年
广州政治分会设立，后改隶中山大学，抗战期间停顿
湖南省地质调查所
1927年
设地质股、矿产股、化验及显微研究室
云南地质矿产调查所
1927年
不久停办，1942年西南联大地质系与地方合作再成立，战后停顿
江西省地质调查所
1928年
原名江西地质矿业调查所，设地质、矿产、土壤、化验等机构
贵州省地质调查所
1935年
不久停办，1946年恢复
四川省地质调查所
1938年
地质矿产调查组、探矿组、化验组及陈列室与事务组
西康省地质调查所
1939年
分调查研究、化验、事务组
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
1940年
设地质矿藏、土壤和总务等课
新疆省地质调查所
1944年
分事务室、调查室及化验室
台湾省地质调查所
原为总督府设立地质调查所，战后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接收，隶属省政府
宁夏省地质调查所
1943年
1945年停办
察绥矿产调查所
1946年
资料来源：李春昱：《中国之地质工作》，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印行。
农业科研与改良是也是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事业之一。1934年统计调查全国地方政府设立科研机构共18个，其中相关农业科研机构就有11个。以江苏省试验场最为齐全，不仅有综合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6页。
② 王奂若：《俞大维功业、典范永存－纪念俞大维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传记文学》2003年第7期。
③ 傅海辉：《抗日战争时期的航空研究院及其历史价值》，《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3期。
④ 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六年），第6编“学术文化”，台北文海出版社1948年版，第12－14页。 3
性的农业试验场，还有麦作、稻作、棉作、蚕种、蚕丝与渔业试验场。但除江西省农业院，其他农业科研机构基本上为试验场，并不具备很强的科研实力，也不是专门的农业科研机构。①此后，各地方政府还相继设立大量的农业科研机构。如浙江、贵州、四川、湖南、湖北、陕西、河南、河北、安徽、宁夏、甘肃、西康等省设立有农业改进所，从事本省的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战后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分别接收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农业、林业与畜牧研究机关，分别成立北平农事试验场、北平林业试验场、华北畜牧兽医工作站。地方政府设立的其他类别科研机构1934年调查还有江苏省立医院卫生试验所（1934年）、江西陶业试验所（1932年）、上海市卫生试验所等。此外，战后接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设立研究机构，改组成立有台湾工业研究所、糖业试验所、林业试验所、水产试验所、农业试验所。1946年还设立有直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海洋研究所。②
可见，地方政府设立的科研机构中，相关农业的机构也远远多于工业，而且也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就。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农学院士李先闻回忆说，四川农业改进所获得中央和省政府经费达到1200多万元，远远超过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百余万元，这表明政府将四川作为后方根据地建设，“以稳定后方人心，奠定抗战的根基，足食足兵，才可长期抵抗下去，又可容纳许多学者及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完美的策划”。当时员工超过1200人，有硕士学位的50余人，博士学位的超过20人，在干练有为的赵连芳所长领导下，“做事都肯任劳任怨，合作无间。所中人员都斗笠一顶，草鞋一双，上身穿的是三峡布衣，下身穿遂宁织的黄色紫花布裤，……上下一心，共赴国难”。③
（二）大学科研机构
中国近代大学的理念，在蔡元培的极力提倡下，深受德国办理大学观念的影响。1912年10月发布的《大学令》中，指出“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后来修订的学制也同样规定在大学设立研究院。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大学研究机构才真正开始创立。表三是1936年全国大学设立理工农研究所情况一览表。可见，清华学科最齐全，有数理化和生物4门学科，北大也有数理化三个学科，中央大学有数学和农学两个学科，三个教会大学燕京、金陵和岭南大学各有两个学科，其他大学各一个学科。从学科分布来看，清华、北大、中央大学有数学学科，物理仅有清华、北大两个学校，化学有清华、北大、南开、燕京、金陵和岭南大学6个学校，生物有清华、燕京、岭南大学三个学校，其他农学有中山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三个学校。不仅可以看出各门学科的发展状况，也可看出当时各门学科的学术中心。
表三 1936年大学设立理工农研究所一览表
学校名称
研究所及设置学科
学校名称
研究所及设置学科
清华大学
理科研究所物理、化学、算学、生物学部
北洋工学
工科研究所采矿冶金部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第1396－1401页。
② 分别参阅胡先骕：《近世中国农业研究机构概况》（《中国科技史料》2004年第1期），孔玲：《抗战时期“贵州农业改进所”对贵州农业经济开发的推动作用》（《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第7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侍建华：《甘肃省第一所农业科研机构－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古今农业》1994年第2期）王川：《民国后期“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设立始末及其历史意义―四川藏区农业近代化起源研究之一》（《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教育年鉴编篡委员会：《第二次教育年鉴》第六编“学术文化”。
③ 李先闻：《一个农家子弟的奋斗之九：抗战八年（一）》，《传记文学》第16卷第1期。 4
院
北京大学
理科研究所数学、物理、化学部
南开大学
理科研究所化学工程部
中山大学
农科研究所农林植物、土壤部
燕京大学
理科研究所化学、生物学部
中央大学
理科研究所算学部，农科研究所农艺部
金陵大学
理科研究所化学部，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部
武汉大学
工科研究所土木工程部
岭南大学
理科研究所生物、化学部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第1385－1386页。
抗战开始后，各校研究生教育大受影响，1938年教育部拨给专门经费给设备较优的国立大学增设研究院，同时协助原有研究院所恢复招生。到1941年，共有公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16所设有35个研究所，共62个学部。到1947年，全国共有33所学校设立156个研究所，其中理科研究所42个、工科研究所19个，农科研究所15个，医科研究所27个，共104个。表四是理工农医研究所具体分布情况。
表四 1947年全国高校设立理工农医研究所情况一览表
学校名称
研究所名称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质
清华大学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气象学、地学、心理学、电机、土木、化学工程、机械、建筑、航空、植物病理、植物生理、昆虫
中央大学
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心理学、电机、机械、土木、农业经济、农艺、森林学、畜牧兽医、生物化学、生理学、公共卫生、法医学
中山大学
植物学、土壤学、病理学、生理学、病菌学、解剖学、药理学
武汉大学
物理、化学、土木、电机
浙江大学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农业经济
四川大学
化学
同济大学
大地测量、细菌学
厦门大学
中国海洋、水产
交通大学
电信学
湖南大学
矿冶学
东北大学
地理学
南开大学
化学工程
台湾大学
热带医学、生理学、病理学、结核病、植物学、农业化学、农业生物学、电机
重庆大学
数学、化学工程、电机
山东大学
海洋研究所筹备处
上海医学院
药理学、病理、生物化学
江苏医学院
寄生虫学
西北农学院
农业水利
西北工学院
矿冶工程
沈阳医学院
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放射线科学
私立金陵大学
化学、园艺、农艺、农业经济
私立齐鲁大学
寄生虫学
私立燕京大学
化学、生物学
私立岭南大学
物理、化学、生物学
私立辅仁大学
物理、化学、生物学
资料来源：《第二次教育年鉴》，第5编“高等教育”，第87－88页。
大学设立研究院不仅仅为了培养研究生，还要为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提供帮助与机会，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如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1938年春到1941年春，戴芳澜和俞大绂等领导的病虫害组先后从事云南经济作物病害、云南菌类调查，小麦、大麦抗病育种试验，棉作病害，黄豆育种试验、蚕豆病害及中国真菌名录之编纂等研究工作；刘崇乐领导的昆虫学组发表专门论文13篇，普通著述4篇；汤佩松等领导的植物生理组从事纯粹生理学与应用生理
5
学研究，由汤佩松、殷宏章、陈华葵等发表论文19篇。①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中，有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4人，分别为戴芳澜、俞大绂、汤佩松、殷宏章。
（三）民间科研机构
中国缺乏民间资助科学发展的传统，虽然艾尔曼先生的研究表明，学术资助对考据学派的诞生和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具体分析他的论证，主要是朝廷大员的所谓半官方资助，如徐乾、阮元等。即使是一些大商人如盐商对学术的资助也不是西方近代意义的科学基金形式的资助，而是想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官场，以获取更大的利益。②中国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说中国社会向来不知提倡科学研究之重要，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可谓前无古人，而竟因其个人商业失败，致大学亦岌岌乎不能维持”。与社会资助科研的贫乏相比，“无谓之慈善事业如兴修庙宇等，则踊跃输将者大有人在，以视欧美诸邦之富豪，每以巨款捐助教育与研究机关者，其智量之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计矣”。③因此，近代中国私立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非常缓慢，真正有名的主要有由学术团体创办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社会捐助创建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西部科学院和由中英庚款董事会创办的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蚕桑研究所（表五）。
表五 民国私立科研机构一览表
名称
创建时间
地点
备注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1922年
南京
由中国科学社创办，经费主要源于中基会资助，先后设立动物部、植物部、生理实验室和生物化学研究室等
静生生物调查所
1928年
北平
由尚志学会与中基会出资创办，设动植物两部，注重动植物的分类研究，附设有庐山植物园等
中国西部科学院
1930年
重庆
卢作孚等出资创办，有生物、理化、农林、地质等研究所
中国地理研究所
1940年
重庆
中英庚款董事会创办，设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和海洋四组
中国蚕桑研究所
1939年
遵义
中英庚款董事会创设，战后与教育部合办，并与浙江大学合作，设细胞与遗传、病理与虫害、化学与生理研究室
这些机构中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最为有名，不仅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取得了极大的科研成就。④静生所是尚志学会和中基会资助创办的民间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是中国科学社创办和中基会资助的民间机构，都与民间学术团体有关。中国西部科学院是由有实力和势力的个人资助创办的，中国科学社、静生所等民间社团和学术机构在其创建过程中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该院的科研实力却很薄弱。⑤另外，当时民间科研机构，还有诸如1928年由中华农学会与德商爱礼司肥料公司合办的农业研究所等，大多延续时间不长，影响也不大。
（四）企业科研机构
① 《国立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1938年春至1941年春工作概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72页。
②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70―80页。
③ 胡先骕：《中国科学发达之展望》，《科学》第20卷第10期，第793页。
④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已取得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有已故台湾学者陈胜崑台湾师大硕士论文《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研究》（1985年，感谢中央研究院谢国兴先生惠赠该文）、薛攀泉先生《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第2期（1992））。笔者博士论文基础修改的专书《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也有专章分析。对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宗刚先生多有研究，最新成果为专书《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⑤ 主要参考赵宇晓、陈益升：《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张藜：《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16卷第2期（1995）；张守广编：《卢作孚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6
由于资料等原因，对于企业科研机构的掌握还很不全面，简单列举上海的企业研究机构的情形。化学工业方面，1928年，吴蕴初与上海天厨味精厂共同出资创办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1934年，大中华橡胶厂建立物理研究室。1943年，正泰橡胶厂设立化学试验室，后改为中心试验室。1944年，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建有大丰化学研究所。①医药工业方面，1926年，五洲固本皂药厂建立研究部。1935年，新亚药厂建立新中化学药物研究所。1936年，九福药厂成立伯庸药物研究所。1940年4月，信谊药厂建立化学药物研究所。1941年前后，通用药厂建立研究所。1943年，中法药房制药厂在原化工实验室基础上建立中法生物化学研究所。此后到抗战胜利前，还成立有中联药物化学研究所、华生药物研究所、中国特效成药研究所、同仁注射药研究所等科研机构。②这些所谓的研究部门，成效不大，没有真正起到一个研发机构的作用，这也表征了当时中国工业并不发达的情状。
上海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其企业科研机构情况如此，整个民国时期企业科研机构的整体状况可以想见。因此，抗战胜利后，中国科学社等团体一直寻求科学界与工业界的联络，以更好地让科学服务于工业，振兴中国工业。相对而言，民国时期企业科研机构只有范旭东创建的黄海化学工业社具有相当的影响。1922年成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前身为久大精盐公司附设的化学室。抗战期间内迁四川乐山五通桥。战后设立有发酵与细菌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化工、分析化学等研究室。③
（五）外人科研机构
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列强设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从创办主体看可以分为两类，一为西人创办的、并不具有完全殖民意义的科研机构，一为日本帝国主义设立的、具有完全殖民意义的科研机构。
西方人在中国设立的研究机构具体情况如表六。这些机构中，自然以徐家汇天文台成果最为特出。寓天文和地学于一体的徐家汇观象台，科研领域很广，涉及气象、大气物理、天文、地震、地磁、地理、授时、重力等方面，共发表几百篇论文和学术报告，并取得40余项较重要的成果，其中有些获得法国科学院奖金，无论在基本理论或实际应用上，都具有开创性和较大影响。另外，无论是徐家汇天文台，还是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和上海巴斯德研究院，它们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理论性的基础科学。
表六 西人在中国设立科研机构一览表
名称
创建时间
隶属国度或机关
研究方向
备注
徐家汇天文台
1872年
法国天主教
气象、授时、地震等
现上海天文台前身
工部局卫生处化验室
1896年
公共租界
卫生检疫、防疫等
病理试验室、化学试验室
青岛观象台
1898年
德国
气象观测等
1914年日本接管，1924年中国接管
雷士德医学研究所
1932年
英商雷士德遗产
生理、病理和临床医学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前身
上海巴斯德研究院
1938年
法国
卫生防疫等
1950年为市政府接管
资料来源：吕炯：《二十年来中国气象学之进展》，《中国科学二十年》，第154－155页；《上海科学技术志》，第115－117页、408－409页；《上海气象志》第16篇“徐家汇观象台”。工部局卫生处化验室资料由上海档案馆马长林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略目的和巩固其殖民统治，极力在中国发展“殖民地科学”，
① 《上海化学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② 《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450页。
③ 陈歆文、周嘉华：《永利与黄海：近代中国化工的典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7
先后建立了“台湾总督府研究所”、“满铁中央试验所”、“大陆科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上百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其中仅东北地区百人以上的机构就有11个。具体看看满铁中央试验所、大陆科学院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情况。
据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地区共设立了大小80多个科研机构和12所高等院校，满铁中央试验所仅是其中之一。满铁中央试验所1907年10月成立，初期设分析、应用化学、制丝染织、陶瓷、酿造、卫生、电气化学等科。到1941年8月，共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冶金、燃料、农产化学等科，包括23个研究室（试验场）。1945年全所有正式工作人员800余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200余人，无论是研究项目还是研究经费，都与日本本土著名的理化研究所不相上下。①1935年3月成立的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体制类似中央研究院，到1942年有17个研究室、4个实验室、4个试验厂、一个分院和4个直属研究所（处），员工800余人。主要目标是资源开发利用和工艺研究，可分为农林牧产业、工业产业和直接服务生产三大类。②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经过八年煞费苦心的筹备，1931年4月终于成立。初期宗旨为“自然科学的纯粹学术研究”，下分理学部和医学部，后演变为纯粹的技术情报收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工具。如1939年后为配合日军侵略，对中国进行了9次调查，诸如矿产、气候、兽疫、动植物等。③
二 科研机构体制特征
通过上述民国时期各类科研机构的描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科研机构体制具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特征，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些情状，而且可以发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比较复杂的相互关系。
第一，无论是从科研机构的创办主体，还是从学科门类角度来看，民国科研机构都比较齐全。在创办主体方面，基本函括了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的各类科研机构，诸如政府科研机构、大学科研机构、民间科研机构与工业企业科研机构。这是目前世界上从创办主体角度分类仅有的几种科研机构类型。政府科研机构方面，既有中央政府主持的带有全局性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也有中央政府主持的以某个学科为特色的专门性机构如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所等；既有地方政府主持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如福建省研究院，更有地方政府设立的大量专门研究机构。从大学科研机构看，既有国立大学设立的大量研究所，也有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设立的研究所；既有基础性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研究所，也有应用性的工科研究所和农科研究所。从民间科研机构看，既有学术社团与基金会合作设立的机构，也有由财力的私人捐助主持的机构；既有综合性的西部科学院，也有专门性的生物研究所。在学科门类方面，综合性科研机构基本上函括了纯粹科学如天文、气象、地质、数学、物理、化
① 关于满铁中央试验所的叙述主要来自梁波等：《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科研机构－－“满铁中央试验所”》，《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2期。
② 关于大陆研究院情况参阅刘国华：《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料》1986年第4期；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第588－593页。
③ 梁波等：《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科研机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3期。 8
学、生物等学科，也有应用科学如工程技术等；专门性机构既有纯粹科学如地质、生物，也有大量相关应用性学科如工业、农业、医学等。
这些各种各类的科研机构及其开展的科学研究，直接促成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不仅取得了比较重要的科研成就，而且造就了大批卓有成就的科学人才（大量留学归国学者在科研机构不仅自己做出了比较重要的科研成就，而且通过手把手的教育与示范，更培养了大批后续人才），促进了各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1949年后，中国科学就是在继承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无论是从地域布局、学科分布还是创办主体类别来看，民国科研机构的发展极端不平衡。科研机构地域布局严重失衡，有着鲜明的地域性，无论是政府科研机构、民间科研机构，还是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外人创办机构，主要分别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央政府机构主要展布于南京、上海和北京，有所成就的私立机构也分布在这些大城市，外人创办的机构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和台湾创建的殖民地科研机构外，也集中在上海和北京。整个科研机构体系中，除私立中国西部科学院地处西部、中部地区有些地方性研究机构如江西、湖南的地质调查所等外，专门科研机构基本分布在东部地区（当然，抗战期间由于大量人才的内迁，大后方也成立了不少机构，但战后这些机构大多因“人才东南飞”而限于停顿）。大学科研机构因为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达，科研机构也发达，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稀少。抗战前只有武汉大学一个工科研究所的土木工程部。抗战期间，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内迁，对内地科学发展有相当影响。但抗战结束后又纷纷东南飞，留下的只是热闹的往昔。1947年在全国104个相关科学技术的大学研究所中，中西部地区只有武汉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等6所高校共11个研究所，数量上还不如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一个学校多，学科分布上也没有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一个高校齐全。科研机构这种地域分布，真切地反映了地区的文化经济发达的情状，也表明政治特别是战争对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同时，这种分布状况更深刻地影响了地区间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这仍然是今天区域平衡、协调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学科分布方面，相关数学、物理、化学等所谓普遍性科学的研究机构，与相关地质、生物学、农学等地方性科学的研究机构相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即使在以从事基础性研究为特色的大学研究所里，数学、物理、化学研究所的数量也不能与生物、农学等学科相比。这一情状的出现，自然与后发展国家在近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发展战略有关。作为科学后发展国家，要想尽快在世界科学之林找到立足之地，必须充分考虑科学发展规律与本国国情。对地质学、生物学、农学等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科学门类来说，中国“地大博物”，具有地质状况复杂、生物农业资源丰富等优势，进行地质和生物资源调查与农业研究不仅不需要复杂的试验设备与巨量的经费，而且很快会取得成果，为世界科学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因此，任鸿隽说，“一国科学的发展，总不免有地方关系的在先，有世界性质的居后，我国当然不是例外”。①因为：
① 任鸿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樊洪业等编：《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教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页。相关民国科学发展战略的初步探讨可参阅拙文《任鸿隽的科学发展战略及其对民国科学发展的影响》，《科学》2006年第5期。 9
普通的科学，诚然是科学的根基，但在科学程度尚未十分发达的国家，这些高深的研究，势难一蹴而成。有时为设备及人才所限，即勉强从事，亦属无用。但这还不关紧要，因为真理本无国界，他人研究的结果，我们一样的可以利用。地方的科学却不然，这些科学的研究，纯全为地方人责任，不但他人不能研究，有时并不愿意他人来代替研究。所以我们科学事业的顺序，应该是：第一，地方的科学研究；第二，普通的科学研究。①
张子高也认为，要真正使科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先“就中国之所产，施以科学之研究，舍此无他道也。吾国之动植物、地质，其待研究至明”。因为“今假以本土之物，言科学之理，则人将见科学即在目前，不至觉其渺远，不可摸着，兴趣浓而研究者众矣”。在他看来，首先从事地方性科学研究，可以让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科学、理解科学，与科学“亲密接触”，以引起其兴趣，吸引人们从事科学研究。而且，通过对地方性科学的研究，还可以使人们认识到所有的科学具有“同一”性，从而引起对其他科学的兴趣。②
学科分布上的另一个特征，是应用性的科研机构压倒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中理论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两大国立研究机构中，但无论是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还是地质研究所，都积极关注应用性的研究。中央地质调查所虽是理论研究机构，但因牵涉到地质矿产，而且还成立有燃料研究室这样的应用性研究部门，与应用研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其他中央研究机构，基本上是应用研究机构。地方政府设立的大量科研机构，几乎都是应用性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所虽以基础研究为重点，但统计1947年的104个相关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工科、农科和医科研究所数量也超过理科研究所。
在应用性研究机构中，相对比较齐全的农业科研机构，工业技术的研发机构和工业企业自身设立的科研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科研水平与科研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农业科研机构，既有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等中央机构，更有在各省广泛成立的农业改进所，培育出大量的农作物新品种、对农作物病虫害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就，而且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业改良与推广体系。工业科研机构方面，除中央工业试验所和一些军工研究所外，地方和工业企业研究机构无论是从科研实力还是科研成就来看，都极为孱弱。中国工业所汲汲于追求的是引进机器、设备，本土化的研究开发不是工业界所考虑的。这可能是这一情状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一情状，具体地表征了民国工业化程度的高低，说明民国政府选取工业化道路的建国策略后，并没有真正寻求到进行工业化的方略。虽然翁文灏领导的资源委员会在国家工业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相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③1937年5月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在南京召开，蔡元培也讲到科学研究事业方面，专门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所都已次第设立，但工业研发机构却很缺乏：
然欧美各国，在工厂中，往往有研究的设备，学理的应用，互相印证，而发明发见之机会益多。我国工业上，除极少数的重要工业，亦有理化的研究设置外（如黄海、久大等），
① 任鸿隽：《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的回顾》，樊洪业等编：《任鸿隽文存》，第381页。
② 张子高讲演：《科学发达略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48－249页。
③ 徐鼎新先生在其专书《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中对工业企业的科研成就有所论列，可参阅。 10
大多数付之阙如。这或者因为我国工业家尚未人人明了国外学与术相资之习惯。①
因此，他希望评议员们介绍国外各类研究机构的历史，使国人理解科学研究并不仅仅限于研究机关和大学，还有工业企业机构，“不但可以引起普遍的刺激，而亦可推广合作互助之机会”。1948年选举的首届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中，“因为工商落后，很少利用高级的专门人才。所以只有化学工业公司、制药厂研究所，及银行顾问各一人；……可见得中国工商业和研究工作人员，很少取得联络”。②吴大猷也回忆说，民国时期科学与工业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在学术界“科学”仅指“纯粹科学”。当时的工业相当粗浅，纺织之类的工业不会与科学发生什么联系。③1935年11月，丁文江在中央广播电台演讲，估计中国公私用于科学研究事业的经费年约400万元，相较美国的10亿美元、英国的2.5亿元、苏联的10亿卢布，可谓微乎其微。但这区区之数工厂或公司的投资不过百分之一二。因此学者们呼吁应该建立科学研究与工业应用的良好关系，并提出了实施方略：厂家设立研究机关或与学术机关合作，“中国工业进步，使中国进为工业化之国家，非厂家重视研究事业不可”。④另外，大量农业科研机构的出现，不仅体现了“以农立国”的传统，也在在表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解决“民以食为天”上的努力，虽然大多农业改进所成立于抗战期间，显现出抗战期间大后方对粮食的极端依赖。
这种不平衡还表现在创办主体方面。总体上看，政府科研机构无论是其涉及的学科范围，还是其研究实力都远远超过私立科研机构。政府机构既有综合性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也有专门性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所等等，还有地方广泛设立的地质调查所和农业改进所等。私立科研机构综合性的虽然有中国西部科学院，但那仅仅是一个“空架子”，研究实力与研究水平实在很低下；相对而言，专门性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科研成就很突出。大学科研机构方面，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不仅聚集了中国的大部分科学精英，而且有着良好的实验设备，其科研水平与实力根本不是一般私立大学所能比的。私立大学仅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的农学、燕京大学的物理学等有所成就，一般私立大学即使是著名的南开大学、大同大学，科研实力根本不能与一般的国立大学相比，更不用说与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比较了。这一情状的出现，除了政府越来越介入科学发展的世界趋势外，更与作为后发展国家在科学发展上需要政府全力支持有关，也与中国社会的政府强势传统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其间充分度量了近代中国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这显现出科学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尴尬境地，科学本来是追求真理的，寻求的是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展，本质特征是要求独立的，但在富国强兵的重任下，要“迎头赶上”，没有政府的强力支持，自然勉为其难。当然，这一情状的出现，也与中国社会缺乏私人资助科学研究的传统有关，当时所谓的民间科研机构还未真正体制化，即形成西方基金会形式的、具有比较理性化的发展模式。因此，一旦变故出现，私立机构往往归于沉寂，即使是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这样有长久历史、并已取得重大成就的机构也不能幸免。
第三，民国科研机构还具有叠床架屋、因人设事的特征，其间在在反映了派系之争。北平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0页。
② 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第5卷第14期。
③ 吴大猷：《吴大猷文选》，第7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01页。
④ 张洪沅：《研究经费与工商业》，《科学画报》第3卷第19期（1936年5月1日）。 11
研究院的筹设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中央研究院首先由李石曾提出创建，结果蔡元培成了筹备负责人。当蔡元培正在筹备中央研究院时，李石曾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设立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议案，议定中央研究院经费每月10万元，地方研究院每月经费5万元。并仿照中央研究院隶属大学院的体制，拟议中的北平研究院划归为北平大学区，作为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国民政府政治会议通过了李石曾的提议，暂以北平大学每月30万元的1/10为研究院经费。不久，有人提议将北平研究院改属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央研究院分院。但蔡元培不赞成将地方研究院作为中央研究院分院，主张地方研究院应成为独立的学术机关。北平大学区停止后，隶属于北平大学区的北平研究院再次面临地方研究院名称和性质的讨论，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提出用“国立北平研究院”，行政院会议通过，北平研究院作为独立的国立研究机构才正式宣告成立。①国立北平研究院隶属教育部，可以说有些不伦不类。据说后来1930年11月教育部改组，就是因为蔡元培与李石曾两派产生矛盾，最后蒋介石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自兼教育部长，以陈布雷为常务次长，调和教育界两大势力。②应该说，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创建，设立地方研究院是发达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个策略。但地方研究院应该属于地方政府，而不应该隶属教育部；其经费也应该由地方政府筹措，不应从学款中拨付。可以说，国立北平研究院的成立，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因人设事”，这应该是国民政府对李石曾的安慰。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两个名义上的国立研究机构，在共同发展中国科学的事业上根本不合作。中国科学院筹设期间，有许多科学家就认为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各自为政，设置的研究所叠床架屋；两院只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研究所上，从未发挥计划与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作用；科学研究漫无计划，与大学和其他科学研究机构缺乏密切的联系合作”。③
派别之争在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用人上也表现非常明显。中央研究院虽名为国家的科研机构，蔡元培也以“兼收并蓄”相标榜，但组成人员基本上是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北平研究院由于主持人是留法的李石曾，其主干成员全是留法学生，表现更为突出。中央研究院初创时，院长蔡元培留德，总干事杨铨留美，物理所所长丁西林留英、地质所所长李四光留英、天文所所长高鲁留学比利时、社会学所所长杨端六留英；其他化学所所长王琎、工程所所长周仁、气象所所长竺可桢、心理所所长唐钺、动植物所所长王家楫等都是留美出身，一般研究人员也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副院长李书华、总办事处主任李麟玉、物理学与镭学所长严济慈、化学所长刘为涛、生理学所长经利彬、动物学所长陆鼎恒、植物学所长刘慎谔等都是留法出身。
民国学界的派别问题，实在非常严重。不仅因不同留学国别造成留日、留美、留欧之间的派别，国内不同学校毕业也有其派别。时人批评说：
吾国教育界派别之纷歧，乃为无可掩饰之事实，在中小学则有某大学派，某师范派等名目，在大学则有英美法德日等派，派别之中，复有以地域而分化为小派别者，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吾人试一考察学校之内容，如其主脑属于某派，则教员大多数即其同派之留学
① 《国立北平研究院五周年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九日）。
② 陶英慧：《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第17页。
③ 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2
生，办学方法，即因袭某国成规，课本教材，采用某国原本，演讲亦用某国语言，甚至房屋建筑，学生习惯等等，莫一非模仿某国，或改头换面，或生吞活剥，若一往参观，则俨然一外国学校也。又吾人时闻北方某大，南方某校，具有特殊势力，同学相见，咸亦以此为荣。①
李先闻也回忆说，由于北平农专毕业的胡子昂担任了四川建设厅厅长，挤走一手创建四川农业改进所、金陵大学毕业的河南人赵连芳，任命北农毕业的四川人董时进为所长，胡董两人一心一意将所内赵连芳的人排挤，大量引进北农毕业的四川人，造成清一色的北农派和“川人治川”的局面。而董时进对业务并不热心，每天在办公室写小品文、办农报，并组织农民党，致使赵连芳时代朝气蓬勃的农业改进所，业务大受影响。②当然，其间还间杂着地域之争。
第四，广泛存在西人创办的科研机构和日本帝国主义设立的科研机构，表征了近代中国的所谓半殖民社会性质。西人设立的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性科学研究，为中国也培养了相当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而日本帝国主义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东北设立的大量科研机构，主要为掠夺中国财富、为其军国主义张本。虽然，战后通过接收这些科研机构，为未来中国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无论是人才还是设备都需要从头开始。
总体上看，虽然民国科研机构比较齐全，但科研实力却相当薄弱，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民国科学的发展。从科研人员数量看，中央研究院1929年研究人员专任54人、特约50人、助理83人、其他5人，共192人。统计1948年中央研究院相关科学技术研究所现职人员，包括兼任、 通讯研究员、未到任研究人员及其辅助性的管理员等在内总共才273人，其中通信研究员与兼任研究员66人，本职工作在其他单位，也就是说真正的在职人员仅207人，还包括大量未到任人员。可见，作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在其最繁盛时期，人员组成仅仅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设立的一个研究所——满铁中央试验所的1/4左右。在科研方面，吴大猷回忆说，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主要做些应用性研究，“严格的说来并不是一种常规的或物理发展主流的研究”。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人员训练问题，早期研究员少有现代物理学的训练，所长丁燮林除教学外，未做研究工作，“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他并不是一位适当的物理所长，所中的研究领域，不是……物理学的主流”。③另外一些所，如周仁领导的工学所、汪敬熙领导的心理所，无论是研究人员的构成还是研究成果的取得都非常有限。
另一国立研究机构北平研究院，研究人员更是少之又少，有些研究所基本上是所谓的“一人所”，有了所长研究所就存在，所长离开研究所也就名存实亡。其研究成就，除严济慈领导的物理所比较突出外，其他所成果难以令人满意。比较起来，倒是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所等专门性机构，成就较为突出，也培养了不少的后备人才。地方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除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和江西农业院等少数机关外，一般经费和人员组成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私立民间除中国科学社生物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外，一般机构人员更少。据统计，到1949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不超过5万人，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人员不足500人。④这一数据自然
① 谢树英：《今后我国大学教育应有之趋向》，《大公报》1935年1月5日，第4版。
② 李先闻：《一个农家子弟的奋斗之十一：抗战八年（三）》，《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
③ 吴大猷：《吴大猷文选》第7册，第108－109页。
④ 陈建新等主编：《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3
低估当时的科研水平，但确实在在表明当时中国科学基础相当薄弱。
近代科研机构体制的上述特征及其科研实力总体上的不足，反映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艰难历程。
三 救国重任下的科学与科研机构体系
西方近代科学自洋务运动开始规模引进，但一开始就承担了富国强种的重任。科学本身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寻求真理、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的活动，科学发展的社会体制反而并不被人们重视，工具成为目标。中国近代科学与科研机构体制化就是在这种救国重任压力下开始其发展历程的。在这种情形下，很容易出现两种偏向，一是技术压倒科学，造成所谓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紧张；一是科学救国很容易成为一种空头的政治口号，落不到实处。
洋务运动以技术引进为重点，而以军事技术为中心。至于基础科学理论，往往成为引进与学习技术的工具而已。李善兰在他与传教士艾约瑟合译的《重学》序言中说：
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展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数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①
在李善兰看来，中国人只要把数学学好，技术就会日益进步，国家就会富强，数学仅仅是“制器”的工具，并未关注数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封疆大吏们也有如是思想，在筹设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时，奕訢提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②意识到要充分掌握西方军事技术必须学习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基础科学。但是，他们还仅仅停留于将基础科学作为学习掌握军事技术的工具，还没有达到将纯科学和一般技术作为独立学问的阶段，没有认识到纯粹科学和一般技术比军事技术更加重要。时人认为，坚船利炮是西方富强发达的缘由，因此只要引进制造坚船利炮的工艺技术，中国也就能走上富强之道，至于技术的源头科学及其方法与理念基本上被忽略。而同时期的日本，却在科学体制化方面无论是从科学教育体系、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学术交流组织方面，都已经初具规模而且颇见成效，因此其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水到渠成。③
① 转引自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页。
③ 参阅杉本勋编、郑彭年译：《日本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相关部分。日本之所以能在科学体制化方面取得如许成就，自然与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从中央政府层面，将科学作为国家事业，全面整体规划日本学习、发展西方科学有关。反之，洋务运动期间的中国，科学自然不能成为国家事业，教育体系仍然是科举制度笼罩天下，新学堂与留学归国人员都必须通过科举这一门径才能获取相应的社会地位，其他诸如科学研究机构、科学学会的创建等等都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必然性，及其甲午以后将“倭寇”作为学习榜样的必然性。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兴起，话语解构理论开始应用于历史研究中，于是有学者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无论是造船业还是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优于日本，因此那幅晚清中国在强盛的欧洲与直迫的日本对比下不断衰弱的历史图景，不过是1895年后才流行海内外舆论界的事后归罪（参见[美]艾尔曼：《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中国学术》总第15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仅从西方科学技术在中日两国的具体发展历程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日甲午战争的最后结局都有其历史合理性。日本可能在某项专门技术的引进方面落后于中国，但其总体科学发展的基础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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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国时期为科学研究张本的学者都批评洋务运动的偏颇。翁文灏1926年在南开大学科学馆开幕式上演讲，反对科学一味追求其功用：
试想中国自咸同以来，即重洋物，即讲西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科学。设局印书，出洋留学，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器造枪炮之学。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造枪炮之实用亦并未真正学好。而且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结果译书虽多，真正科学并未发生。如江南制造局三十余年间，成书一百七十都种；其用心之勤，至今犹有人称道以为不可及。其间如华蘅芳诸人之尽心编译，诚亦可敬。但试想此等事业曾否养成几个专家，于真正科学有所贡献？平心而论，可谓绝未发生效力，不过供人抄袭，作为时务通考与格致课艺一类的材料罢了。从此可见不明科学的真正意义，且不从真正研究入手，虽肯极力提倡，亦是不得效果的。①
但洋务运动所开启的科学发展战略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民国时期所谓技术压倒科学的局面，也自然形成了科研机构体系中应用性科研机构压倒基础性研究机构的局面，如何协调发展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成为民国学界长期的话题。②
在救国重任下，“科学救国”很可能不能落到实处。“科学救国”思潮起始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经洋务运动的“技术救国”和戊戌维新时期的“科学泛化”，③到民国建立后真正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救国”思潮进一步激荡，还出现“理科救国”、“农业救国”等变种。④但在“科学救国”思潮高涨时期，却出现令人不可理喻的现象：
五四时代，时髦的学者教授们，多半闭口哲学，开口文学，……当时虽说有人高呼“拥护赛先生”，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赛先生只得呼一声“倒霉”而去。“文哲”为什么像热包子刚刚出笼受人欢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为什么像一副鬼脸子受人冷视？简单的原因，提倡新文化的公子哥儿们，多钟情于文学、哲学，而文学、哲学又似乎比自然科学容易恋爱，所以面目冷酷、专讲定理的自然科学在当时没有和文学、哲学争锋的资格。即使偶尔想变变口味去照顾一下科学，不过是名义上借用科学方法，而研究的对象依然是故纸篓里的东西，所谓自然现象还是孤零零地没人问津。⑤
这一描述可能有些文学夸张，但基本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中国社会的现实。许多人用“科学”作幌子，继承维新运动前辈的“遗志”，鼓吹各种所谓“科学的文学”、“科学的
奠定。也就是说，从中日在科学体制化层面的发展看，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其实已经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决定。
① 翁文灏：《为何科学研究如何科学研究》，载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中国科学公司1934年增订再版，第267－268页。
② 相关这一问题的初步讨论，参阅拙文《朱家骅的科学观念与国民政府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中国》第1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③ 所谓“科学泛化”，是指维新派把自然科学规律套用到社会领域和道德领域，没有真正理解科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和社会活动。他们大多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把对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失误作为政治批评的靶子。
④ 1920年3月《东方杂志》发表张禄《理科救国》的文章，批评“五四学潮”以来，各种思潮震荡全国，但“未免偏重于人文的一方面”，因此提出“理科救国”。他说“理科切实人生为富民强国的无上利器”、“理科是改革思想及创造思想的好东西”，并提出“根本的救中国要提倡理科”，希望“有志青年，不要专鼓吹时髦的、空虚的新思想，而把根本有用的理科放弃一边”。
⑤ 简贯三编著：《科学运动与反读书思潮》，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27页。转引自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15
哲学”、“科学的历史学”等等，当然也有“科学的人生观”云云。但就是没有“科学的研究”，真正能从事艰苦而孤寂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在欢呼“赛先生”的热潮中，可谓“寥若星辰”。科学在当时中国虽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也有许多人去学习研究，但大多本着“科学救国”的宏伟目标，学习有关实际的实用科学，而于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却少有人问津。1922年《科学》编辑部注意到当年留学生所学科别，“为农工科人数之减少与商科人数之加增，……所最不可解者，国内数学物理生物学人才最缺乏，而本届百三十五人中竟无一人欲习此三科者，吾国学生之不重视纯粹科学，于此可见矣。”①
“科学救国”将“科学”这样本质为追求“真理”、扩展人类知识的求知行为与“救国”这样宏大的实用目标相联系，其实是与“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相违背的。因此，随着科学研究的展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科学工作者们在“科学救国”呼声一再高涨之际，为科学研究张目，已经开始反思“科学救国”，为科学进行准确定位，提出“科学并不能救中国”：
科学既没有功利观念，亦没有爱国思想。科学的目的是为知识，科学的任务是求真理。……我们科学界努力的方向，从坚甲利兵的功利主义，已经进步到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实在是合于科学的本旨的。……从前利用科学去达到坚甲利兵的情绪，终于为四千年来重知识爱真理的理智压服了。我们将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而求对于世界的科学有贡献。从科学的立场看，前面是一条康庄大道，……②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科学救国”天天讲，但科学本土化的体制化基础，成立科研机构的实际行动却远远落后于思想。这自然牵涉到另一个更为重大的中国科学发展所处历史环境问题。
科学发展到20世纪，已经显露出大科学趋势，需要大量的经费来保证科研活动的进行，包括科研机构的创建与维持发展。可近代中国是如此的多灾多难，接踵而至的巨量赔款使晚清政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当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赔款扩展国内科研机构，并在台湾和东北大肆创建掠夺中国资源的科研机构的时候，清政府面对的是此起彼伏的暴力革命，并最终因之而寿终正寝。民国建立后，迎来了“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这样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双重思潮的大好局面，但资源争夺的政治分裂与军阀混战，很快代替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央政府的威权不仅难以达到全国各地，而且军费开支作为所有支出中最为重要的项目，政府自然在国家学术发展规划与机构创建上毫无作为，学术发展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1912－1927年15年中，政府仅有地质调查所这样一个科研机构，而且还是因为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就奠定了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政府在科研机构的设立上大展宏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与物力从事科研机构的创建，但军阀割据与社会动乱仍然不可避免。刘咸1935年为文说：“国家每年所用于科学研究之经费，虽年有增加，就目下论，公私合计，每年约国币四百万元，方之美国不过二百分之一，英国五十分之一，即与我国每年支出之军政各费相比较，亦不啻九牛一毛，以科学为救国之工具，复兴民族之根本，需要孔亟，建设万端，甚
① 《科学》第7卷第10期，第1093页。
② 顾毓琇：《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 16
望政府此后能宽筹经费，建设吾人所需要之各种科学事业，国家前途，庶有豸乎。”①对科学发展更加严重的打击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抗战期间，虽因战争需要成立了不少的军工研究所和农业研究机构，但抗日战争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如何估量都不算夸大。任鸿隽说，抗战期间“一切科学研究皆大受损失。有的科学如地质学、生物学等，虽勉强进行，而实际增加无数困难。有的科学如天文、物理、化学等，因仪器的损失与药品的缺乏，根本上无从进行。……设无此项停顿与耗损，我们科学的发展，应当划然改观”。②李先闻也说，抗战前，武汉大学是一个新兴的好学校，“人才众多，同学们的程度亦特别高。加以青年的教授群中，那时也开始从事各项的理论或实用的研究工作。如果不是局势演变，很可能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学术机构，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③吴大猷在述说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时说：“抗战时期，大家都很艰苦，所有真正的实验研究不可能做，因为连设备都没有。因此研究工作都局限在所谓的理论研究上，然而也相当有限。”④
抗战胜利后，学界认为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们为发展科学献计献策，有提议政府制定国家科学发展战略，有提议政府按捐资兴学奖励办法奖励民间兴办科学研究及发展科学事业，有提议政府确定总预算的千分之五为科学研究经费，政府设立科学基金会奖助科学研究等。但内战的狼烟四起，这些欲求仅仅表达了学界建设国家、希望国家富强的良好愿望而已。
（责任编辑：沈 洁）
① 刘咸：《科学史上之最近二十年》，《科学》第20卷第1期，第4－11页。同载刘咸选辑《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5－18页。
②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樊洪业等编《任鸿隽文存》，第587页。
③ 李先闻：《一个农家子弟的奋斗之八：垦荒时代的武汉大学》，《传记文学》第15卷第6期。
④ 吴大猷述《早期中国物理学发展之回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