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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廖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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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日,正式进入退休生活。不再是科学史所的“研究员”。

当年访问日本时,见到当地大学教授退休后,皆不再以某校某职自称——方认识到:教授也好,研究员也罢,其实都是“职务”与“工作岗位”。退休后,则不应再使用此等身份标签。

今后的生活——乐在山水之间。不再修改更新个人网页,学界朋友,仍可通过邮件联系。

 

学术新作:A《繁露下的岐黄春秋》,B《重构秦汉医学图像》,C《扶桑汉方的春晖秋色》,上海交大出版社,2012.2013

休闲之作:D《行走边缘的医工师徒》,E《紫砂壶—大师李昌鸿》,河南大象出版社,2013.

     

A《繁露下的岐黄春秋》:

“繁露”,乃帝冕前后所悬之玉串。仿效时尚,将“繁露”作为本书之“文化符号”是因为其看上去恰似两挂玉做的帘子。前面一排,分割着最高统治者与廷中文武百官乃至他们身后的社稷江山;后面一挂,成为男人政治舞台与女人后宫禁地的栏栅。千百年来,帝冕之下、前后繁露相夾中的九五之尊与阙前百官、后宫佳丽虽然不免随着斗转星移而时时更迭,但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透过这串串玉珠掌控着禁内之序与普天之下大小政事的基本格局始终未曾改变。西汉大儒、名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盖即取意于此以为书名。该书所论,固然是礼制名实、治国方略之大事;医虽小道,却亦属致知达理、广布仁政所不可或缺之一端。故堪称中国医学第一经典的传世本《黄帝内经》便是以人文始祖“黄帝”坐于明堂之上,向岐伯等多位通医之臣求教医学知识的方式写成。春去秋来,疫病民疾、医药兴衰之况莫不上达于繁露之后的九五之尊;施医给药、兴医惠民之旨亦透过繁露下达于官吏不绝。如此光阴荏苒,依托权力的仁政绵延相继,植根医道技艺的仁术得以为“学”成“统”。有感于此,故借“繁露”为名,以言宫廷皇权与岐黄之事。

 

B《重构秦汉医学图像》:

本书所论,一方面包括深入医学“知识史”内部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上,重构了一个整体“图像”。各个专题研究说了些什么,需要读者耐下心来阅读本书的下半部分“专题篇”;而上半部分之“总论篇”中的整体“图像”之要点有三:

1、先秦时期:医学的理论与技艺水平均极为有限,并不存在人为描绘的“超前发展”状况。

2、西汉时期:无疑存在“继承”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出现了“各自为说”的新知识;而恰恰是这些独立成长的“各家各派”之说,才构成了今本《黄帝内经》的主体内容。并极有可能在西汉末期出现了相互融合、“一异说”的态势。

3、东汉时期:在界定了汇集诸多医学论文而成的今本《黄帝内经》、融阴阳五行于一体的《难经》,以及“运气学说”、独立的药物知识体系等等都形成两汉之交至东汉后,不仅可以据此剖析此前存在的不同学说、水平不等的治疗方法,及其整合、扬弃的脉络,而且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医学领域中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总之,医学实际上是在经历了两汉时期的诸多发展变化后,才呈现出通常认为其在先秦即已达到的水平;且与我们今天所知、所见的中医更为接近。

 

C《扶桑汉方的春晖秋色》

虽然自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开始接触中医时,便知道东瀛日本对此道亦有所研究,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却并未将其纳入学习与研究计划;即便是在初渡扶桑工作时,亦无法耐下性子去读那些同样可谓汗牛充栋的汉方医学著作。究其原因,一是当时认为:从医学作为一种学问与实用技艺的角度看,汉方,正像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不过是源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异邦之流”,没有必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去做舍本逐末之事;二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讲,考证、叙述、构建日本医学发展的历史,自然当属日本医史学家之事,何必要由外国人越俎代庖?两条理由说来堂堂正正,无可厚非,但随着学识的积累,却逐渐觉察到第一条理由不那么站得住了。汉方与中医发展到今日,虽可谓同源异流,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皆因各自文化之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变异。在此不谈中医如何发展变化,单就汉方而言,由于接受这一知识体系的土壤不同,势必存在取舍选择、改造发展的问题。那种视同不见异,或以为所有的新生事物都能在中国找到源头母本的看法,实在只能说明观察者的眼光不够敏锐,或是自我中心的潜意识作祟。更何况中国与日本不同,至今有那么多仍在学习传统医学、以其为业的中医人士,对于这些同道来说,恐怕只有在较为具体地了解汉方医学的成长历史后,才有可能知道其与母体之间的异同究竟何在;才有可能真正知道“汉方”为何,不再停留在简单一句“同源异流”的笼统概约上。才有可能自觉摆脱一体两面的常见景象——或是茫茫自傲、对其不屑一顾;或是一惊一炸、昏昏疾呼“狼来了”——以为日本汉方“复兴”如何了得,正在或大有超过其原产地之势。再者,如果学习与使用中国传统医学的同道能够在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两种具有渊源关系的知识体系加以比较,或许可对本国固有的医学知识体系、某些概念的解读,形成不同以往的认识。

至于第二点,尽管我至今仍认为一国之历史,还是首先要由本土的学者自己来研究——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资料的占有与使用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其次,对于自身的历史详加考证、弄清其中的具体细节,对于作为这种历史之载体、继承者的本国文化建设来说,自然是不容推卸的责任。但从另一方面讲,恰如古人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一个相对固定、传承有自的学术圈内,对于许多问题的解读早已成为“定式”。而身在其外者,虽然面对的是同一被观察的对象,但不同的眼睛往往看到的却是不同的图画。正是基于这种考虑,1995年再度赴日工作时便有意识地首先将目光聚焦在日本学者已有无数论说的“风土病”(脚气)和所谓“东洋医学最值得骄傲的独创性诊断技术”(腹诊)上,写出了与“已成定说”大不相同的论文;并从此开始了对“汉方”的关注。同时,从更高的层面讲,对于一国之文化建设而言,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时,理应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历史文化有尽可能多的了解,这就需要有人对域外的历史文化加以介绍。就目前情况讲,虽然介绍与研究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专家大有人在,相关著作亦不可谓少,但因医学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专门的知识体系,因而能够深入其中并将其与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加以述说者并不多见。正因如此,貌似医学专门的“汉方”,作为文化传播、发展、改造、创新的产物,不仅激起我的研读兴趣,而且希望将其介绍给读者。

 

 

履历:

1953年9月21日出生,

1982年12月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986年任助研;

1988年12月~1989年12月:京都大学访问学者;

1990年破格晋升副研,获政府特殊津贴;

1995年4月~1996年4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1996年~今:任研究员;

1997年~2000:兼任所长助理;

1998年1月~1999年1月:兼任科研处长;

1999年~:上海交大科学史系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0年~2005:兼任副所长

2004年~2008年10月: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

2005年11月~2009年12月:任所长

2008年11月~2013年: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

2009年~2013年:《中国科技史杂志》主编